第 1134章 周海英致电省城，于伟正东洪递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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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刚准备招呼大家上车，于伟正却对我招招手：“朝阳，你上我的车吧。路上再聊聊。”

郭志远秘书长立刻会意，对我使了个眼色：“朝阳县长，你陪书记坐后面，好好汇报工作。”说着，他主动拉开了皇冠轿车的后座车门。

我赶紧应了一声，在于伟正上车后，也弯腰坐进了后排。郭志远则坐进了副驾驶。车内空间宽敞，但气氛却因书记的存在而显得格外凝重。

车子启动，沿着东光公路向平水河方向驶去。于伟正的目光一直投向窗外，看着公路两旁稀疏的行道树和远处萧瑟的田野。我注意到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着一根水泥电线杆，上面架设着线路。

“书记，您看这些电线杆，”我主动介绍道，“是我们提前规划预埋的。县里和曹河县正在合建一个热电厂，建成后会有部分富余电力需要输送到光明区。为了节约耕地，减少重复建设，我们规划电网时就沿着公路走线。”

于伟正点点头，目光中露出一丝赞许：“嗯，这个思路对头。电力是工业的血液，能源是发展的基础。中央现在高度重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，你们有前瞻性，很好。不过，”他话锋一转，“东洪目前的电力供应，能满足发展需求吗？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？”

“压力很大，”我坦诚回答，“现有电网负荷接近极限，尤其是用电高峰时段，拉闸限电的情况时有发生。这也是我们下决心要建电厂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能源问题不解决，工业化就是空谈啊。”于伟正总结道，语气带着理论高度，“马克思讲生产力三要素，劳动者、劳动资料、劳动对象。能源就是驱动劳动资料的核心动力。没有稳定充足的能源保障，再好的项目也落不了地，落地的也转不起来。你们抓电厂建设，是抓住了关键。”

在车上，于伟正又问了不少关于东洪产业结构、农业基础、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。他问得很细，也很专业，从农业种植结构、亩产效益，到乡镇企业产值、利润、吸纳就业情况，再到市场销路、面临的困难，都一一问及。这让我有些意外，他展现出的对经济工作的熟悉程度，远超我对一位“政工干部”的预期。看来这位新书记，绝非只会讲原则的“空头理论家”。

车子颠簸着驶近平水河。远远望去，曾经横跨两岸的大桥只剩下几根孤零零的桥墩矗立在冰冷的河水中，像几根巨大的断指，诉说着曾经的灾难。桥的两头，碗口粗的圆木横亘在路中央，上面挂着醒目的木牌：“危桥改造，施工重地，禁止通行！”

车子在警戒线外停下。众人下车，寒风裹挟着河水的湿冷扑面而来。于伟正站在断桥边，面色凝重，久久不语。我上前一步，详细汇报了大桥损毁的原因、程度以及目前的修复方案和进度。

听完汇报，于伟正缓缓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声音低沉而有力：“触目惊心啊！怪不得省委领导震怒！这哪里是桥断了？这是民心断了！是发展的希望断了！沈鹏之流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，死不足惜！处理他，不是重了，我看是依法依规，罚当其罪！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带着深深的痛惜，“一座桥的损失，何止是几百万的钢筋水泥？它耽误的是东洪几十万群众脱贫致富的时间！这个教训，太深刻了！”

离开断桥，车队转向平水河水库工地。水库大坝已见雏形，但寒冬腊月，工地上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看守工棚的工人裹着棉大衣在远处张望。我们站在高高的河堤上，俯瞰着已初具规模的水库库区。

这时，一个戴着破旧棉帽、穿着臃肿棉袄的老汉，牵着四大两小六只山羊，慢悠悠地从堤下走来，羊儿低头啃着堤坡上枯黄的草根。

于伟正目光被吸引，抬手指了指：“走，过去看看。”说完，便率先迈步向老汉走去。曹伟兵下意识地想喊老汉过来，被于伟正抬手制止了：“别喊，我们过去。”

一行人走到老汉跟前。老汉约莫六十多岁，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饱经风霜。看到我们这群干部模样的人走近，他停下脚步，不慌不忙地拍了拍沾在棉裤上的草屑，眼神里带着农民特有的朴实和一丝警惕。

于伟正蹲下身，尽量与老汉平视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：“老哥，放羊呢？这几只羊，长得不错啊，过年能卖个好价钱吧？”

老汉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齿：“托政策的福，今年光景比往年强点。公粮交得少了嘛！以前要交三成，现在顶多交两成。一亩地少交几十斤，俺家五亩地，一年能多落下一二百斤粮食呢！”他语气里带着满足。

我适时补充道：“书记，之前东洪的提留统筹比例偏高，去年我们按省里要求，统一调整到了20%以内，和全省基本持平了。”

于伟正点点头，又问老汉：“老哥，你觉得现在日子咋样？有啥难处没？”

老汉搓了搓粗糙的手，憨厚地说：“日子嘛，只要人不懒，肯下力气，饿是饿不着。有地种，有粮吃，闲了喂几只羊，年底卖了换点零花钱。家里再喂头猪，过年杀了吃肉，手头就宽裕些。”他顿了顿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又说道，“就是……就是这‘摊派’还是有点多啊。挖河要钱，修路要钱，像俺这岁数大、出不了力的，只能交钱。这也要捐，那也要捐，一年下来，也得几十上百块，负担也不轻哩。”

老汉的话很朴实，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。农村“三提五统”和各种公益事业集资摊派，在90年代初的贫困地区是普遍现象，也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来源。

我立刻解释道：“书记，按照政策，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是并行的。能够出工的，可以顶替部分集资任务。像这位大爷这种情况，确实存在，我们也在想办法通过发展集体经济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来逐步减轻负担。”

于伟正听完，没有立刻说话。他站起身，目光投向远处苍茫的田野和尚未完工的水库大坝，神情凝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：“农民负担问题啊，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。我们发展经济，搞建设，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！如果我们的发展，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，那就背离了初衷，走偏了方向！朝阳同志，”他转向我，语气严肃，“东洪是农业大县，农民占了绝大多数。减轻农民负担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，是稳定农村、发展农业的头等大事！这方面，你们县委县政府要深入研究，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。既要保障必要的公益事业投入，更要坚决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！要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，而不是负担！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场的县乡干部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下来调研，不是来听歌功颂德的，就是要听真话，看实情，解难题。这位老哥的话，很朴实，也很真实。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镜子。大家都要好好想想，我们制定的政策，推进的工作，是不是真正符合群众的利益？是不是真正得到了群众的拥护？任何时候，都不能忘了党的根本宗旨——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！”

凛冽的寒风中，于伟正的话语掷地有声，带着深刻的理论思考和沉甸甸的责任感。在场的干部们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更是一种鞭策。

离开水库，车队驶向东洪县城。最后一站是划转后新成立的县石油生产公司。公司党委书记、厂长田利民早已带着班子成员在厂门口等候。厂区里，巨大的储油罐和锈迹斑斑的炼化设备无声矗立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石油味。

田利民是个精干的中年人，汇报起来条理清晰：“……报告于书记、李县长，按照市里部署，原石油公司销售业务和部分人员已整体划转省石油公司。我们保留了钻探大队和炼化厂，成立了新的东洪县石油生产公司。目前……公司经营比较困难。”他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一丝苦涩，“主要是国际油价波动大，国内成品油价格偏低，而我们开采和炼化成本高，加上设备老化……去年一年，账面亏损……四十三万元。”

“四十三万？”于伟正眉头微蹙，目光锐利地看向田利民，又转向我，“朝阳，我记得胡玉生案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，查实的是多少？”

我心中一凛，知道关键问题来了，沉声回答：“报告书记，经公安机关查证和审计确认，胡玉生利用职务之便，在设备采购、原油盗窃等方面，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在五百五十万元以上。这还不包括因管理混乱、设备损坏导致的间接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。”

于伟正的目光扫过那些略显陈旧的设备，最终停留在远处高耸的烟囱上，沉默良久。寒风吹动他大衣的下摆，他的身影在空旷的厂区里显得格外挺拔。

“五百五十万……”于伟正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，在寂静的厂区里回荡，“同志们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。这是一笔沾着国家鲜血、浸透人民汗水的巨额财富啊！它足够我们建多少所学校？修多少公里路？解决多少贫困户的温饱？”

他猛地转过身，目光如电，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语气陡然变得无比沉痛和严厉：

“一个人！一个利欲熏心的腐败分子！就这么毁了一个厂！毁了一个产业！毁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！毁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和声誉啊！这能只算经济账吗？我看不能啊！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仿佛在积蓄力量：“看来是处理轻了啊，这样的败类，这样的罪行，不杀，不足以平民愤！不杀，不足以正党纪国法！不杀，不足以震慑后来者！”

我听完之后，心里暗道：“看来，胡玉生死罪难逃!”

“杀一儆百，除恶务尽啊！同志们，我来东洪，就是定调子，就是递刀子，就是得罪人的。东洪的教训，必须成为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！谁敢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，谁敢再把手伸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，党纪国法的铁拳，就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、粉身碎骨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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